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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文物资源。将文物藏品进行数字化采集并加以利用，是当今各国博物馆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工作任务之一。本文结合国家博物馆的实际情况，主张藏品影像化后即界定产权，为今后博物馆合理利用影像资料提供方便。世纪6年代，国家博物馆进入历史博物馆和博物馆两馆并立时期。这一时期，两馆除分别展出"通史陈列"、"史陈列"基本陈列外，还筹办了一系列专题和临时展览，开创了建馆初期的展陈体系，为本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邓国铜器以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比较多见，其形制、纹饰及铭文均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色。文献记载中称邓君为"邓侯"，铜器铭文亦显示邓于周初后长期称"公"，可见邓国的地位与实力。楚虽于春秋早期兼并邓国，但并未使其绝祀，而是被降为附庸存于楚境。这一史实，有助于加深对上古社会从分封制到郡县制转变过程的认识。7年9~12月，郑州大史学院考古系等对牛牧岗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下七垣文化、商文化以及东周、西汉等时期的遗存，其中以龙山文化遗存Zui为丰富。龙山文化遗存遗迹有房址、灰坑，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豫东地区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5年8月，徐州博物馆在徐州市南郊西奎山北麓清理了4座西汉时期同穴合葬墓。其中MM1为石坑竖穴墓，竖穴底部并列葬二人；MM12为石坑竖穴洞室墓，竖穴底部及洞室内均葬有人。墓葬虽遭盗扰，但仍出有陶器、原始瓷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玉石器等。墓分布较为集中，应为同一家族墓葬。1年4~5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孟津县上店村清理了1座唐代土洞墓。墓葬由墓道、过洞、天井、壁龛、甬道、墓门、墓室等组成。壁龛内出有较多盛唐时期的彩绘骑马俑、立俑和陶猪、狗、马、牛、鸡、羊等遗物。该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洛阳地区盛唐时期大型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组合、制陶工艺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随着我国水下考古事业近3年的发展，水下文物出水后的保护技术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问题。为此，文物科技保护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于不断被发掘打捞出水的大量文物来说，出水文物科技保护人员寥寥可数，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出水文物的科技保护面临新的任务和要求，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安徽江淮地区的商周遗址多为台形遗址，其独特的遗址形态应当与聚落布局有关。本文重点考察了堰台遗址的聚落布局，认为正是这种独特的布局特点决定了遗址的形态及堆积特点，并分析了该聚落的性质与功能，对该聚落的等级做了初步探讨。经过3年来的发掘和研究，新砦遗址在文化谱系研究、聚落形态研究、多学科合作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二里头文化期不会是夏文化的上限，新砦期也不会是Zui早的夏文化。如果要追寻早期夏文化就必须到比新砦二期文化更早的龙山时代遗存中去寻找。在新砦遗址找到了城墙、护城河、内壕、外壕以及大型建筑。新砦遗址所在的溱洧流域自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居住，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出现较发达的农业，仰韶文化前期，聚落得到较快的发展，仰韶文化后期，聚落分化明显加剧，到了龙山时代开始出现城址，至新砦二期终于出现了都邑性质的原始城堡，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心聚落似乎迁往它处，至东周时期再度繁荣。

江西瓷业公司是清末成立的新式窑业公司之一。柯逢时的奏折《开办江西瓷器公司折》尽述其成立缘由，并启发我们对其进行深入探究。江西瓷业公司的成立几经波折，其生产与经营有别于景德镇之旧工业，引进了新式公司组织形式，且兴办瓷业学校；公司将清御窑厂纳入其景德镇总厂之中，在一定时间内承担起向清宫廷供瓷之责任。南阳汉画中的羽人形象是由远古鸟图腾发展演变而来的，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久远的过程，是汉代道教盛行、求仙思想泛滥的产物。南阳汉画中的羽人形象丰富：有具备远古特征的羽人形象，有带意象化的羽翼和体现运动与速度之羽人形象。南阳汉代羽人的地位介于人神之间，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仙人；汉代羽人的大量出现，满足了汉代人升仙思想的需要，体现出汉代蓬勃旺盛、开拓进取、浪漫雄浑的艺术精神。传统社会，官兵为国捐躯，朝廷多有抚恤之举，除恩赏丧葬银两外，对为国惨烈捐躯的将士，或于原籍、或于战殁地修建祠堂，列其牌位于祠内。地方祭祀以褒慰忠魂，以资观瞻。清代昭忠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修的。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后不久，即供奉祭祀阵亡旗籍重臣。顺治年间，清廷就在京师东交民巷台基厂修建祠寺，用以祭祀以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首的开国功臣。雍正二年(1724年)，京师正式修建昭忠祠。至嘉庆、同治两朝，东北地区相继掀起了修建昭忠祠的浪潮。昭忠祠创修与春秋两季致祭所需银两是由专款拨发，祭祀活动由地方官主持，忠烈后裔参加。入祀人群早期以旗籍官兵为主，晚期则旗籍与民籍并存。清代东北昭忠祠的功效主要有三：修建使治所祭典完备，司土之官受益；春秋致祭活动有助于告慰亡灵，激励后继；入祀者的遴选为地方士绅参政提供了机遇。昭忠祠的修建与致祭中，出现了地方虚与委蛇、大批阵亡将士未能及时入祀、入祀者事迹失考、发展中失去了儒释道宗教势力之怙恃等弊政。14年1月至215年1月，在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壕整治工作中，为搞清南宋宝祐城东城门附近面貌，由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在推定为宝祐城东城门处(该处尚未拆迁)的北侧布设探沟4条、东侧城壕内布设探方1个进行发掘，面积约32平方米。在探沟内揭露出存厚1.5-2.宽约35米，至少有过三次修筑的南宋时期夯土墙体，其下为汉代堆积层。这一发掘结果与宋宝祐城相关修城文献记载有一致处。在东主城墙以东探方内揭露出由木桩和柱洞组成的平面呈"〕〔"形遗迹，中间平行部分为南北方向，间距约5.南北长约5.7米，与主城墙的距离为18米。这是目前蜀岗上城址主城壕里清理出的个壕桥遗存。从发掘结果看，宝祐城东城门应位于发掘区以南的现代建筑物之下。四川地区六朝瓦当可分蜀汉、西晋和东晋、南朝两个时段。前者有云纹、斜线纹瓦当，虽与曹魏、孙吴瓦当有一定共性，但差异更加明显，故以地方文化因素为主。后者有莲花纹和兽面纹瓦当，多有强烈的六朝文化特征。因四川地处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文化圈的边缘，这两类瓦当仍有较鲜明的地域特色，并且兽面纹瓦当还受到北朝文化的影响。日本杏雨书屋藏有6件唐代宫廷写经。通过考察这批资料，可知宫廷写经系批量装潢，每卷题记都是由书手先写上去，装潢完成之后，并无专人再进行检查；《金刚经》的抄写时间Zui早为咸亨三年(672年)五月十三日；《金刚经》校对者都是书手，而《法华经》校对者既有僧人，也有书手；太原寺寺主由慧立易为慧德，具体时间应在仪凤二年(677年)正月至五月之间；《法华经》卷第四中品题作"妙法莲华经持品第十三"，而《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却作"妙法莲华经劝持品第十三"，二者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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